退休领导人出书:副国级以上需报中办 稿费多捐献

BR88

2018-10-18

韩国《中央日报》分析说,韩国保守势力在政坛彻底没落,进步势力开始占绝对优势。  出于这几方面因素,文在寅政府在内外施政时遇到的阻力将有所削弱。尤其是在国会层面,文在寅政府从上台之初的内阁成员任命,到不久前《板门店宣言》国会内投票,都遇到了在野党的强力阻击。地方选举过后,这一局面有望得到改善,文在寅推行清除积弊的内政改革与对话和解的半岛政策,都有望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韩同盟需要调整时,就连美国一名前任官员表示增强与韩同盟的表态,韩国媒体都会如获至宝把其捧上第二天的头版头条。

  今年的大赛在作品形式、对话互动、奖项名额、活动内容等方面进一步作了优化调整,并通过推出快闪、科技魔宫展、AR互动游戏、院士进高校等系列活动以及征集大赛logo、主题曲歌词等附加活动,让大赛更好地走进校园。“青年尤其是高校学生青年,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推进核能核技术事业安全高效发展的主力军。“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副主任柴国旱在启动会上表示,“希望全国高校所有关心、热爱核能核技术事业的同学们,积极参与到‘核+X’创意大赛中,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施展才华。

  知乎上有一个超级长贴“上个世纪日本泡沫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副光景?”罗列了非常详细的数据。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对于其中部分的泡沫案例,做一些分享。这几年有一个非常火爆的PS游戏《如龙》,许多就是以日本的为背景,展现了疯狂时代中的那些最真实的人性行为。

  联系这一《意见》,再看教育部清理科研项目,追回拨款,有舆论感到困惑,既然宽容失败,为何对没有按期结项,或者结项未通过的项目要清理呢?这还不是追求最终的成果吗?其实,宽容失败与对学术研究认真负责并不矛盾,不能因宽容失败而对申请到项目却不投入研究的学者也宽容,这非宽容而是纵容。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存在“说过了就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的“重立项,轻研究”的问题。一些研究人员申请到课题后,还没开展研究,就因申请到课题而功成名就,由此不再进行研究。

  而要做到这点,首先袁老团队已经做出成绩,通过科技的进步,提高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其次就是在不影响国家发展的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也就是袁老正在研发的海水稻。

  《虎啸龙吟》里,司马懿有一句经典台词:“我跑过了武帝,我也跑过了文帝,但我总是跑不过,跑不过我自己心里的恐惧。”从《虎啸龙吟》的开端依然小心翼翼的中年司马懿,到后期红衣持剑大肆屠杀的老年司马懿,做了半辈子别人的手中刀,变成执刀人的司马懿,其内心依然是恐惧的。

  加大文化精准扶贫工作力度,在全省开展助力乡村振兴“结对子、种文化”“百万文化能人大培训”“送欢笑到基层”等活动,举办全省农民文化艺术节,打造文化强乡、文化强村典型。七是联系服务和宣传一批优秀人才。

原标题:卸任领导人这样出书,作者:2013可谓退休领导人出书热潮年。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吴官正的《闲来笔潭》,都引来热销和热议。

11月,温家宝卸任后公开出版自己的首本书《温家宝谈教育》,更是引发了读者对退休领导人出书的强烈兴趣:退休国家领导人写书,是回忆在任决策,还是个人意趣?要经历什么出版流程和审查把关?销量如何?稿费怎么支配?领导人出书的最高规格,是以名字+“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新世纪以来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版过《江泽民文选》。

进入21世纪,领导人出书频密,并出现新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江泽民已出版著述6本,李鹏、李岚清各出版10本。 卸任常委出书频率即使与西方国家退休领导人相比也毫不逊色。

这些书受到广泛关注,不少还上了畅销书榜。

许多前国家领导人出书,是为了“向人民汇报工作”。 李瑞环曾说:“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

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中央领导是党和国家重要政治决策的制订者和亲历者,他们的著作,体现了其政治智慧,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有助于公众了解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政治决策更加透明化的体现。 从政论文集到文艺作品“我穿此袍十多年,业精于勤苦当甜。

你无点墨靠送钱,编制关系滥用权。

贪污受贿骨头贱,常说假话上下骗。

道德败坏天人怨,判刑坐牢退民田。 ”这首《良官骂贪官》出自中纪委前书记吴官正的《闲来笔潭》。

该书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说,退休后,吴官正将“闲时走走、看看、想想、议议”的所得写满了40余册笔记本,除了人生经历、工作回忆和读书感悟,还有原创的“小小说”,挑选后配上40余幅自创的铅笔插画,生动有趣。 相较于过去常以“集体智慧结晶”面目出现的中共领导人文选,近年来前国家领导人出书的体裁逐渐走向多元,越来越生动有趣,越来越贴近读者。 这些图书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当代政治留下历史注脚。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

他此后又推出了5本日记体著作,涉及核电、电力、人大、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

2003年春,李岚清退休后,有人建议他出版文集,“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已将我的报告、文章、批件、会议记录等整理成册,洋洋数百万言……时过境迁,对时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过若干年甚至可能变成‘古董’。 ”李岚清否定了这一提议,改为访谈形式,出版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

抛开政治题材、回归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也是卸任领导人出书的一大趋势。 如江泽民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出版了《学哲学用哲学》;李岚清先后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原来篆刻这么有趣》、《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等,加上朱镕基的“答记者问”“讲话实录”等,有助于去除神秘感和神圣感,让公众了解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个性的领导形象。 副国级以上需报中办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在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

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

张振明介绍,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需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由领导人本人向中央立项,或是走正常的送审报批手续。

选题通过后还需要送审。 一般图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送哪个部门审阅,而领导人的书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内容决定送给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审阅。 审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是个别文字内容的调整。

“中办出个意见给总署,总署再按中办的意见给出版社一个正式的函——这个书是能出,修改后能出,还是不能出。 ”张振明说。 有时,中办及在任国家领导人还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审定。 据《李岚清教育访谈录》采编小组成员毕全忠回忆,初稿完成之后,采编小组征求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领导同志的意见。

稿费多捐献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经中办批准成立文稿编辑小组,作品出版前,“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严格规定。 据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 如江泽民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原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如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

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可观的经济效益外,还能大大地提升出版社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 例如外研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即使身不在其位,人们对为官者、特别是领袖的阅读欲望是强烈的,这也是卸任高官出书的市场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 领导人出书销量往往特别好,如《朱镕基答记者问实录》总销量过百万,《闲来笔潭》不到一个月发行45万册,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销量也过20万册。 而一般学术书籍5000册就算卖得很好了。

张振明透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版税按常规计算,一般在7%-10%之间,发行量大时会上调。

中国卸任高官的稿费大多以设立基金会或资助他人的方式捐出。 2004年,邓小平亲属将他生前稿费100万元捐给遵照其遗愿设立的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同年,李瑞环亲手创办了桑梓助学基金会,将《务实求理》一书所得的100万元稿费捐入,旨在帮助品学兼优的特困大学生;2005年,李岚清用个人全部稿费200万元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 2012年,李鹏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出稿费300万元,设立了“李鹏——延安助学基金”。

此外,吴官正出资115万元设立了昱鸿奖学金,朱镕基设立了“实事助学奖学金”等。 (综合《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大公报》、《现代快报》等报道)。